对于军人来说，寄希望于对手被时间击败，是耻辱的想法。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只要结果符合心意就行，至于实现的方法如何，根本不重要。所以沈默的豪言壮语，只是对将领们而言的，内阁之所以会选择在此时开战的原因，他并没有说明。

实际上，内阁的改革仅在试行阶段，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强力抵触，如果到了全面推行阶段，局面会不会彻底失去控制，谁也说不清。想要度过这最危难的展布期，内阁无疑要极力加重权威……在大明这种政体之下，除了皇帝的全力支持外，还得让朝野上下都老实闭嘴，乖乖听话才行。

皇帝自然是支持师傅们的，可要想堵住朝野诸公的嘴，就连皇帝也办不到……别说隆庆，纵观国朝历史，除了杀人如麻的二祖勉强可以做到，其余任何一位皇帝都做不到。

皇帝都做不到，做臣子的自然更做不到。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让国家进入一种低烈度的战时状态了……这种状态的最大特点，就是严刑峻法，少议高效。内阁可以公然集权，也没有人敢乱说什么，而又因其并非全面战争，即使失败了，也不至于无法收拾。

当然以高拱沈默张居正的智慧，绝对不可能单单因为改革需要，就一意孤行发动战争……那是疯子不是改革家。事实上，他们是经过反复斟酌，认为此时进行一场局部战争，是有可能取胜，并扭转大明边防的被动局面的。

首先，现在是蒙古人几十年来最虚弱的阶段。最近几年来，明军各边频繁以小股骑兵出击捣巢，杀虏家口，赶夺马匹，尽烧边外野草，致使蒙古各部部民冬春人畜难过，人口财产都损失很大。这种小刀割肉的方法，不知不觉中，便将蒙古边境部落的实力削弱了不少。

而在蒙古方面，俺答棘手于兀慎部的敌意……这个兵强马壮的部落，亘在大明边境与俺答之间，一旦他像往常一样，率大军入寇大明，就得担心会不会被兀慎部抄了后路，或者被他们踹了王庭。所以兀慎部的问题一日不解决，俺答便如鲠在喉，无法分神他顾。

而且祸不单行的是，自嘉靖末年开始的持续自然灾害，同时困扰着俺答汗统治下的蒙古各部，比如他王庭所在的呼和浩特，以及毗邻的板升地区，已经前后五年，几乎持续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奇寒的冬季使大批的牲畜冻死，而少雨的春夏，则使牧草生长困难，加上明军人为的破坏，使蒙古人的生计大受破坏。为了维持部落生存，俺答不得不忘记自己曾定下的‘善待归降汉人’的政策，默许蒙古人对半生地区归附汉人的掠夺。

汉人的庄稼本身就减产严重，又被蒙古贵族横加抢掠，日子愈发难过。隆庆改元之后，沈默授意当时的宣大总督霍冀，上奏朝廷请悬赏格，优录板升降人，以削俺答实力。朝廷准奏之后，悬赏便很快传遍了整个板升地区，使不少人萌生南归的念头，并很快便有人付诸行动。

第一批来归的汉人中，白春等五人各有部落，产畜饶富。至是各率众来归。其余携家带口、零散出逃的也不在少数，朝廷尽宥其罪，并授予白春等人卫百户，任其择地而居……反正边境一带就是不缺地方。如此一来，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便放下心来，也生南归的念头，致使板升地区的民心大受动摇。

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是二十年来，俺答最虚弱的时期。被沈默齐聚在兵部职方司的高参们一致判断，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再过几年俺答必然会缓过劲儿来，到时候大明必然会丧失这得来不易的主动权，再也没有资格像现在这样，在战与不战之间徘徊了。

那就克服万难打一场吧，赢了，给大明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输了，再说输了的……“我们的战略是，”沈默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回荡：“东线采取守势，中线积极防御，全力在西线取得突破！”说着他手中的指挥棒，落在了地图中的黄河几字弯上。那里便是‘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区……他这坚定的一指，登时让满室众将血脉贲张、呼吸粗重起来。那是‘复套’啊！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这两个字更能让大明人血脉贲张了！

河套，就是指黄河三面环绕的地带，因为形似套而得名。该地区由于靠近黄河,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千里沃野、宜农宜牧，乃是整个西北难得的富饶之地。更重要的是，此地北与浩瀚的蒙古高原一河之隔，南倚中原内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乃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必争之地。

如果中原政权占据此地，则三面阻河，敌难入寇，而我易防守，如此可以最小的代价稳固两千里西北边境，使甘陕内地不惹刀兵。但如果被游牧民族占据了河套，则两千里边境洞开，敌骑来去自如，而我军无险可守，疲于奔命，也无法阻挡其内侵。

所以自古以来，河套地区就是游牧民族和汉民族间相互征伐的主战场。毫不夸张的说，河套的得失，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存亡。

元灭明兴之际，太祖朱元璋反复遣兵扫荡，始将蒙古势力逐出黄河，赶往漠北。为了加强对此地的控制，太祖置东胜卫于河外，并置丰州、云川、兴和、镇虏、玉林等卫，皆驻有重兵，用以环卫河套，构成一捍御蒙古南下的坚固防线。大明驻兵东胜，因河为守，使榆林、延绥诸边不被兵革之祸者，垂六十年。

毋庸置疑，东胜卫的设立，曾有效地抑制了蒙古渡河入套。然而在靖难之役中，部分蒙古部落支持朱棣，屡立战功。在夺取天下后，朱棣主动辍东胜以就延绥，将防线后撤数百里以表谢意。

在当时朱棣看来，蒙古人已经被打成了孙子，自己想怎么蹂躏就怎么蹂躏，却没想到这对自己的不肖子孙来说，失去了河套之险后，便则以一面之地遮千里，先天就陷入了战略被动。起先，二祖余威尚在，蒙古人还不敢南渡黄河，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东胜落于也先之手。迫于形势，明朝将大同以西之玉林、云川等卫尽行内撤，黄河以北屏蔽全失，失去了阻遏蒙古部落进入河套的最后屏障。

至是，套中六七千里沃壤尽归蒙古。外险尽失，宁夏屯卒反备南河，此陕西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蒙古诸部乃乘虚而入，开始大规模进驻河套，又以河套为依托四出攻掠，使明朝北部边防全线吃紧，陕西边患殆无虚日，八郡之民疲于奔命，大明边事遂无可救药……所以‘东胜之不守，藩篱自撤，大为失策。以至河套不复、无险可守，日事干戈百有余年。’这已经是大明妇孺皆知的共识，克复河套也成了几代大明君臣的毕生夙愿。

到了成化年间，在大学士李贤的支持下，总制关中军务的王越复议搜套复东胜，以图大举，廷议从之。后朝廷又三遣大将出师，直到成化九年秋，王越以轻骑袭‘套寇’于红盐池，擒斩千余级，尽烧其庐帐而还。受此打击，套内北元诸部皆渡河北去，边患稍息。

但是，这种状况仅维持了二十年左右。弘治年间，鞑靼部一代英主达延汗，即明人称之为‘小王子’统一蒙古各部，势力大增，复拥众入河套驻牧。在其指挥策动下，蒙古各部声势大涨，频频入寇大明，官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只能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跟本无法阻止蒙古诸部的入犯。

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大明起起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凉军务，于是杨一清请复守东胜，主张‘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陕右犹可息肩。’然而杨一清刚刚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局面时，却因忤刘瑾遭罢，其议遂寝。此后，北方蒙古诸部屡屡入寇，动辄聚众数万，杀掠甚惨。而朝廷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多系庸碌之辈，直到嘉靖初年，小王子病死，曾铣出任三边总督，大明才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当时蒙古各部四分五裂，互相为敌，自顾不暇。而大明经过嘉靖初年的拨乱反正，已经恢复了元气，综合分析形势之后，曾铣上书朝廷，请求出兵河套，并提出了完整的复套计划，被朝野上下认为可行，嘉靖皇帝也是支持的，于是掀起了一股复套的热潮，九边将帅皆摩拳擦掌，誓要恢复河套，完我金瓯！如果彼时君臣一德，将帅同心，经过数年的充分准备，大张挞伐之威，曾铣的计划是完全可行的。可惜后来风云突变，反复无常的嘉靖在决意之前突然犹豫，担心一旦战败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时任首辅的严嵩抓住机会，怂恿皇帝搁置‘复套’之议，以此打击全力支持此议的首辅夏言。后来更是授意仇鸾构陷曾铣，并以‘廷臣结交边将’的罪名，将夏言拉下马来。

嘉靖二十七年，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曾铣被杀。是年秋，蒙古诸部相率入寇大同、宣府，严嵩多次以边警激怒世宗，谓：‘此夏言、曾铣开边启衅，故报复耳。’嘉靖遂令将夏言弃市。在此期间，不少大臣与督抚边将都因复套之事遭受了打击，朝中大臣参与议复河套者悉夺俸，言官廷杖有差，巡抚谢兰、张问行、御史盛唐等人，均遭贬黜……至此，朝中再无人敢议‘复套’，使大明失去了掌握战略主动的黄金机会，加之嘉靖与严嵩等人对边事缺乏远见、措置无方，对蒙古诸部请求通贡互市问题态度消极，缺乏变通，使各边境形势日益恶化。嘉靖二十九秋秋，俺答汗纠集蒙古诸部大举入犯，薄近都城，严嵩认为‘败于边疆尚可欺瞒，败于京城无法掩饰’，于是不许军队出战，任俺答在京师附近大肆抢掠，最终饱掠而去，是为震惊中外的‘庚戌之变’。

后来，俺答汗不断派人请求通贡互市，也表现了与大明改善关系的诚意，但因为庚戌之耻，难以释怀，均被嘉靖拒绝。从此，边境战火再起，虏患日烈。俺答汗率蒙古诸部屡屡犯边，宁夏、甘肃、大同、宣府、延绥诸边镇岁无宁日，边将死难者日多，百姓被杀者更是不可胜纪，终嘉靖之世，北疆一直笼罩在硝烟弥漫之中。

这种状况，直到严嵩去职、徐阶当政后才有所改变。可见，议复河套的失败，对大明北疆防御产生了多么不利的影响。而在座诸将，在曾铣提议复套之时，便大都在九边服役，虽然那时只是中下层军官，但仍然对当时各镇砺兵秣马，只等一声令下，便灭此朝食的昂扬斗志记忆犹新，也同样对议复失败，曾铣被害而痛心疾首、深以为憾。

这些年来，多少前辈上司，临死之前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的子孙后代，而是生不能复河套川，死无颜见曾大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