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俄国兵在担任前哨或进行散兵战时能表现出法国人那样的机灵和德意志人那样的理智，那是要落空的。

俄国兵所需要的是命令，是清楚明白的命令，如果他没有接到命令，那么他可能不退却，但也不会前进，而且不知道该怎样行动。

在1805到1807年的对法战争中，由于战术体制的落后，结果一败涂地。

战后，开始恢复苏沃洛夫的某些打法以及学习拿破仑的新战术，但旧的线式战术思想影响仍然严重存在。1811年颁布的《步兵勤务条例》就是这样一个混合产物，他要求步兵部队学会纵队队形中的战斗动作，同时强调瞄准射击，规定每个连队应有的优秀射手。

这些条例反应了进步的因素，但条令的基本倾向仍是墨守成规，局限于操场操练，搞极其复杂的花架子。1812年战争初期，原苏沃洛夫部将巴格拉齐昂为第二集团军编写的《步兵军官作战教范》，比1811年条例更进一步，它坚决要求士兵实施瞄准射击，第一线射手应成散兵线，教范还讲到纵队攻击，要求利用有利时机主动投入白刃战。教范还指出，在部队训练中不要搞那些华而不实的动作。但是这种思想在全军不占主导地位。

在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军队又回到了旧的训练方式。持续的战争和扩军也让兵员素质大为下降，巴克莱德托利也为俄国军队的素质下滑而担忧，他在1810年写道：“比起以前勇敢，坚强的军队，如今我们的兵团只不过是一大堆用绿衣来区分的士兵而已，他们没法适应战争的严酷。无休止的战争磨光了他们英勇的传统美德。还有他们的爱国之心，也和气力一样开始在这场惨烈又无意义的战争中变的越发虚弱。”

拿破仑战争落幕后，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对此也表示同意：“如果换成奥斯特里茨的俄国士兵绝不会输掉博罗季诺战役。”

最后，不管战场上有什么样的编队形成，它都离不开轻步兵的掩护。

然而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官方训练手册中针对散兵战术的内容非常贫乏。

一直到1818年后，训练手册里才开始正式出现针对散兵战术的内容，兵团训练条例建议，散兵线应布置离步兵营300步远。

在此之前，各团里都依靠各自非官方的条例来规定如何布置散兵线。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陆军作战思想大体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认为一两次总决战便能决定战争的结局，这种思想早已过时。

战术训练也很落后。为了把军队训练成盲从于沙皇的工具，1831-48年间步兵条令充满形式主义，规定的训练重点是密集队形和步伐，强调严格而复杂的机械动作，对战术动作只字不提。

枪要擦的发亮，但不要求射击准确，一切为了检阅而不是实战。

由于火器的发展，19世纪欧洲军队已经逐步采用新的散兵线战斗队形，而俄国还在坚持使用过时的密集的纵队队形，以致战时遭到了巨大的伤亡。

英法联合舰队炮击俄军，克里木战争时俄国军队的技战术水平已经极为落后了恩格斯评论克里木战争中的俄军时指出：“这样一支拥有许多服役25年的老兵的出色军队，这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是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战斗，以致它的军官只能使这个笨拙的人群向敌人猛冲。

一切战术机动的思想都放弃了；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所能做的一切。这一个稠密的人群，由于非常密集而当然成为炮兵的最理想的射击目标。

他同时这样总结俄军：”他们军队的主要部分，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

在决战中，在大的战斗中，俄军从来都是以大兵群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进攻伊斯迈拉和奥查可夫时便已明白了这个必要性。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来进行机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

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人数多、不灵活，所以它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主要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民族军队的行动稍为迟钝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完成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一次会战部署中俄国军队不采取密集的纵队，这种纵队在纵深和密度方面都大大超过其他一切军队。”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的教训，迫使俄国统治阶级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